Why Soooooo Serious: 为什么生活需要“荒谬”？

我们通常认为，好的生活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方面：它是“有意义”的；它是“幸福”的。

“有意义”意味着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：我有目标，有方向，有值得投入的事情；“幸福”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感到满足、安稳、被爱等等。

而不论是追求“有意义的生活”，还是追求“幸福的生活”，它们都越来越依赖同一个前提——我们必须成为能够行动的主体。我们要选择目标，规划未来，经营关系，调整情绪，提升能力，实现自我。意义不是自动降临的，幸福也不再只是偶然获得的；它们都变成了某种需要被主动生产、持续维护和不断证明的东西。

这时，意义或幸福虽然仍然是好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却可能变成新的压力。我们不仅要生活，还要让生活显得有意义；不仅要感受快乐，还要证明自己正在过一种值得羡慕、值得肯定、值得展示的生活。当我们无法行动、无法实现、无法抵达某种理想状态，意义和幸福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审判我们的标准。

而正是在这里，我想引入一个看似反面的词——荒谬。这篇文章想论证的是，生活不仅需要意义与幸福，也需要荒谬。因为荒谬的价值不在于取消意义和幸福，而在于阻止意义和幸福变成对生活的暴政。

一、什么是“荒谬”？

托马斯·内格尔（T.Nagal）在《荒谬》（The Absurd）中讨论的“荒谬”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“人生没有意义”。他反对一种过于简单的虚无主义说法：因为宇宙巨大、人生短暂、个人渺小，所以生活就是荒谬的。对内格尔来说，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触及荒谬的结构。

内格尔所说的荒谬，来自人身上两种能力之间的冲突。

一方面，我们认真地生活。 我们会制定计划，关心成绩、事业、爱情、关系、未来；我们会为失败痛苦，为选择焦虑，为他人的评价不安。我们无法完全不投入自己的生活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就总是在某些事情上用力，总是把某些目标、关系和承诺看得重要。

但另一方面，人又具有一种反思能力。 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中退出来，看见自己正在认真追逐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绝对根据。那些曾经显得无比重要的目标，一旦从更远的角度看，似乎也不过如此。今天让人痛苦的失败，几年以后也许不再重要；此刻被视为人生分水岭的选择，放到更大的时间尺度中，也许只是某个偶然节点。人既沉浸在生活之中，又能够从生活中抽身出来观看自己。

荒谬便产生于这两个视角之间。我们无法不认真生活，却又无法证明自己认真对待的一切具有终极根据。我们当然可以认同学习、工作、写作、恋爱、创造、追求某种生活，但我们很难证明这些事情在终极意义上非如此不可。

不过，内格尔所做的分析仍然偏向一种形式结构分析。他的分析暗示，只要人具有反思能力，就会遭遇荒谬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荒谬的遭遇在主体生活中实际的位置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否频繁遭遇荒谬呢？

笔者认为，情况并非如此。更多时候，我们会被生活中的目标、责任与自我要求重新拉回一种严肃/认真（serious）状态之中。

二、能动性主体与抑郁症

如果说荒谬来自“认真生活”与“反思生活”之间的冲突，那么在今天的生活中，这种冲突并不是对称的。

人当然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中退后一步，意识到许多目标、成败和评价并没有终极根据；但这种退后往往是短暂的。更多时候，我们很快又会被考试、工作、关系、收入、未来规划和自我要求拉回去。换言之，在当代生活中，“认真”常常压过了“荒谬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当代社会不断把人塑造成一种“能动性主体”。

所谓能动性，指的是人具有行动能力，能够做出选择、改变环境或实现目标。问题在于，能动性在当代生活中逐渐变成了一种规范。 人被要求把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需要主动经营、持续证明和不断完成的项目。选择什么专业、从事什么工作、进入什么关系、如何规划未来、如何管理情绪、如何提升能力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……这些事情都不再只是生活中的具体任务，而被理解为主体对自身负责的方式。

在这种结构中，生活不再只是被动地展开，而是变成一种必须由自我主动组织的事业。人不仅要生活，而且要能够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；不仅要行动，而且要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有方向、有计划、有价值的；不仅要成为某种人，而且要不断表明自己正在朝着“更好的自己”前进。

这也解释了“严肃”/“认真”与能动性之间的联系。

主体把某些目标、成就、关系或自我实现看得过于重要，以至于它们不再只是生活中的部分内容，而变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。严肃性产生于这样一种绑定：我不只是想要成功，而是把成功看作我是否有价值的证明；我不只是想要被爱，而是把被爱看作我是否值得存在的依据；我不只是想要过好生活，而是把“过好生活”变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。 考试、工作、爱情、社交、人生规划本来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但当它们被纳入“我是否成功地成为自己”的叙事之中时，它们就具有了远远超过自身的重量。一次失败不再只是一次失败，而像是对整个自我的否定；一次停滞不再只是暂时没有进展，而像是主体能力的破产；一次迷茫不再只是尚未找到方向，而像是“我没有成为应该成为的自己”。

能动性由此变得双重。一方面，它确实意味着自由：人不再完全被传统身份、家庭角色、宗教规范或外部权威规定，而是拥有更多选择自己生活的可能。另一方面，当选择、自主和自我实现变成义务时，能动性也会变成一种压力。人必须主动选择，必须持续行动，必须不断更新自己，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结果负责。于是，自由不再只是摆脱束缚，也意味着主体不得不承担“成为自己”的任务。

埃伦贝格在《疲于做自己：抑郁症与社会》中，正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抑郁症的当代意义。对他来说，抑郁症暴露了当代主体在自主、行动和自我实现要求面前的疲惫。

在较为传统的压抑模型中，痛苦表现为欲望与禁令之间的冲突。我想要，但不被允许；我有欲望，但规范禁止我实现它；我越界，于是产生罪感。这里的核心问题是“不能做”。而在当代社会中，问题越来越多地转向“做不到”。我被要求选择，但我不知道如何选择；我被要求实现自己，但我无法证明自己正在变得更好；我被要求持续行动，但我感到迟滞、疲惫、无力。

今天抑郁症所呈现的，是一种能动性的匮乏。主体并非没有自由，而是在必须自主、必须行动、必须完成自我的要求面前失去行动能力。它的核心语法不再是“我不被允许”，而是“我不能”“我做不到”“我无法实现”。

当代主体的困难并不只是缺少目标或意义[“缺少目标或意义”的话语可能反倒强化了这一困境]。相反，许多时候恰恰是目标和意义被赋予了过高的重量。 人被要求不断选择、规划、成长、行动，并且通过这些行动证明自己正在正确地生活。于是，考试、工作、关系、成就、人生进度都不只是具体事件，而容易变成对自我实现的考核。一次失败不只是失败，而像是“我不够好”；一次停滞不只是停滞，而像是“我没有成为应该成为的自己”。

这正是严肃性的危险所在。严肃性并不只是让人投入生活，它还会把生活中的局部事件提升为对整个自我的审判。能动性主体越是被要求主动完成自己，就越容易把失败理解为自我失败；越是被要求持续成长，就越难以容忍偶然、停顿和迷茫。

如果把问题仅仅理解为能动性的不足，解决办法似乎就是让人变得更积极、更自律、更高效、更有计划。但这仍落入同一种逻辑之中。它仍然要求主体用更强的行动能力来修复自己。真正需要被质疑的，也许不是主体还不够能动，而是这种能动性要求本身已经过于严肃。

正是在这里，荒谬重新显示出它的重要性。荒谬并不是否定行动，也不是要求人放弃目标。它的意义在于，让主体从过度严肃的自我要求中退后一步，看见那些被自己视为绝对重要的目标其实并没有终极根据。人当然可以努力、选择、追求成就、经营关系，但不必把每一次行动都理解为对自我价值的最终证明。

三、为什么生活需要“荒谬”？

如果现代痛苦的一部分来自“能动性要求”的过度扩张，那么荒谬所带来的解放似乎已经很清楚了。它让人能够从成功、幸福、自我实现这些高度严肃的语言中暂时抽身出来。面对那些被说得无比重要的目标，我们可以退后一步，甚至带着一点讽刺地说：“哈，也就这样。”

但是，这是不是又回到了“老生常谈”——不要太卷，也不要太摆？ 一方面不要太认真，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放弃；一方面承认成功、幸福和自我实现有价值，另一方面又提醒自己它们没有那么重要。

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还不够。因为它仍然把问题理解为意义的数量问题。意义太多会压迫人，意义太少又会使人空虚，所以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适度的位置。可是，更深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意义太多或太少，而在于主体如何与意义发生关系。

克尔凯郭尔在《致死的疾病》中对自我和绝望的分析，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点。对他来说，绝望是自我关系的失调。人可能以不同方式陷入绝望：一种是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我，因而只是沉浸在直接的生活和欲望之中；另一种则是过于执着地想要成为自己，仿佛自我能够完全凭借自身建立自身、完成自身、证明自身。

前一种状态看似轻松，实际上是一种无自我的状态。人没有真正承担自己的存在，只是被生活带着走，被欲望、习惯、潮流或社会评价规定。这里的问题不是太认真，而是不够成为自己。人没有真正面对“我是谁”“我如何生活”这些问题，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意义。

后一种状态则恰好相反。主体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我，却把这个自我看得过于沉重。他试图通过成功、道德、能力、关系、事业或某种人生规划来完成自己，仿佛只要达到某个状态，自我就能获得最终的确定性。可是，这种过度认真本身也是一种绝望。因为主体越是试图完全凭借自己来证明自己，就越会被自己的有限性击败。他不能永远成功，不能完全掌控未来，不能保证被爱，也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彻底完整、清醒、强大的主体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当代能动性主体的问题，可能更接近后一种绝望。当代人并不是没有自我意识，恰恰相反，他太经常被要求意识到自己、规划自己、塑造自己、证明自己。他不是没有意义，而是把意义变成了自我完成的任务；他不是没有目标，而是把目标变成了存在资格的证明；他不是不认真，而是太认真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必须完成的项目。

在克尔凯郭尔那里，克服绝望的道路最终通向信仰。自我不能单靠自身建立自身，因为一个完全以自身为根据的自我必然会陷入有限性之中。因此，自我只有在与绝对者的关系中，才可能摆脱这种绝望。借用克尔凯郭尔哲学中更广义的说法，克服绝望需要某种“信仰的跳跃”：自我不再封闭地依靠自身，而是在一个超出自身的根据中重新成为自己。

但本文想提出的是，荒谬也提供了一种区别于“信仰的跳跃”的方式。它并不是让自我重新找到一个绝对根据，而是让自我意识到：也许生活本来就不需要这种绝对根据。荒谬的作用并不是把人从“意义”带到“无意义”，也不是在二者之间提供一个折中点。它真正中断的，是那种把自我理解为必须被完成、证明和优化的规范性主体形式。

我们所追求的成功、幸福、爱情、成就、自我实现，当然可以是重要的，但它们并不能最终奠定我是谁。它们可以构成生活的一部分，却不能成为自我的绝对根据。进一步说，生活的意义未必预先存在于某个终点之中；它也可能是在行动、关系和经验展开的轨迹中逐渐形成的。意义不是一个等待被抵达的最终答案，而是人在生活过程中留下的路径本身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荒谬接近一种“有限地认真”。人仍然可以努力、选择、爱、创造、承担责任，但不再把这些事情当作自我价值的最终证明。他可以认真生活，却不必把生活变成一场持续的答辩；他可以追求意义，却不必让意义成为压迫自己的命令；他可以成为自己，却不必相信自我必须被彻底完成。

因此，生活需要荒谬，因为意义不能被绝对化。荒谬让我们从过度严肃的自我关系中撤出，使我们能够继续生活，却不再把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都变成对自我的终极证明。它不是让人放弃意义，而是让意义保持在人的尺度之内。

人可以活在荒谬中。 活在绝望中，意味着主体仍然被某个不可获得的绝对根据折磨。我必须成为某种人，否则我就是“失败”的；我必须过上一种被证明为有意义的生活，否则我的存在就是空洞的。活在荒谬中，则意味着主体承认这种绝对根据并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。成功也好，幸福也好，自我实现也好，都可以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，但它们不再拥有审判整个自我的权力。

So, why soooooo serious?

延伸阅读

[1] NAGEL T. The absurd[J].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, 1971, 68(20): 716-727.

[2] 埃伦贝格 A. 疲于做自己：抑郁症与社会[M]. 王甦, 译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25.

[3] 克尔凯郭尔 S. 畏惧与颤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: 克尔凯郭尔文集6[M]. 京不特, 译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