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斯《我的母亲是计算机：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》笔记（1）

作者在序言中写道：“回顾时，有一句话令我眼前一亮，我认为它算得上本书最核心的观点之一——‘为了节省篇幅，我在此直接抛出一个观点，而不展开论证：我们在人类尺度上所感知的世界基本上是模拟的。’”因为最近很关心“模拟”这一话题，所以对本书关注的重点很自然地变成了海尔斯对“模拟”的讨论。

海尔斯在本书里提到了两种“模拟”/“仿真”方式：文学中的模拟与计算机中的仿真。如果小说可以通过叙事创造一个“可能世界”，而计算机仿真可以通过规则运行生成一个动态系统，那么这两种看似不相干的模拟，为什么能够在海尔斯的理论中被放到同一条问题线上？或者说，海尔斯是如何通过“媒介间性”来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呢？

首先，文学的模拟主要依靠自然语言、叙事结构、人物行动和读者想象来创造一个可经验的可能世界；而计算机的仿真则依靠代码、规则、迭代、状态更新和可视化界面来运行一个过程世界。前者更接近“讲述一个世界”，后者更接近“运行一个世界”。二者不能被简单等同。

但二者也共享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它们都不是简单复制现实，而是在特定媒介条件下构造一个可以展开、经验和解释的世界。文学通过有限的语言、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生成复杂的可能世界；计算机仿真通过有限的规则、变量和迭代过程生成复杂的系统行为。二者共同面对的问题是：有限的符号、规则或叙事条件，如何生成一个具有复杂性的世界？

其次，所谓媒介间性，指的是不同媒介形式之间会相互嵌入、转译和改写。文学可以吸收计算机仿真的生成逻辑，用反馈、递归、自组织、涌现和复杂系统来重新思考世界、主体和叙事；计算机仿真也需要叙事、界面和文化解释，才能被理解为某种“世界”“生命”“社会过程”或“故事”。

我之所以能从这个角度理解海尔斯，与模拟游戏的经验有关。《RimWorld》《十字军之王》这类游戏并不是简单讲述一个预先写好的故事，而是通过角色属性、规则系统、事件触发、玩家选择和后续解释，让故事在系统运行中逐渐涌现出来。一个角色的死亡、一次继承危机、一场瘟疫、一次背叛，都不只是情节装饰，而会真正改变系统后续的状态空间。故事不是先验完整的，而是在规则、偶然、行动和解释之间生成。

《Factorio》则进一步帮助我区分了“目标叙事”与“过程叙事”。“造火箭飞向太空”构成了游戏最低限度的叙事目标，它为玩家行动提供方向；但真正的涌现性并不在这个目标本身，而在采矿、冶炼、物流、电力、科技、污染、防御等模块的持续耦合之中。玩家知道目标，也知道基本规则，却无法完全预测自己的工厂最终会如何生长。因为每一个局部改动都会带来新的系统后果：增加一条生产线可能提高电力需求，电力需求又增加燃料消耗，燃料消耗扩大污染，污染引来虫群，虫群又迫使玩家发展军工和防御。故事就在这种系统依赖、反馈链条和玩家补救行动中生成。

最后，其实读到“我们在人类尺度上所感知的世界基本上是模拟的”这句话时，我在电子书旁边记下：“模拟是什么，是一个很迷人的问题。”现在回头看，尽管当时或多或少有一些模糊的想法，文学模拟的有，计算机模拟的亦有，但“模拟”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固定下来的概念，因为它也在被媒介塑造，被新的技术经验重新打开。因此，或许可以说，这本书的标题虽然是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”，但它进一步提示我的问题是：我们也许本来就活在某种模拟之中——这并不是说现实是虚假的，而是说现实生活本身也像一个持续运行的复杂系统，会因为新事物、新关系和新事件的加入而不断改变方向。文本如此，我们亦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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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也需要对比一下海尔斯的“媒介间性”与拉图尔的“杂合体”。二者都反对把对象拆成彼此隔绝的纯粹领域，但分析层级不同。拿“文本”这一例子来说，媒介间性关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嵌入、翻译和改写，适合分析规则系统、代码、界面、文本、图像和玩家行动如何共同生成故事。杂合体则关注一个对象如何由自然、社会、技术、政治、话语等异质要素共同组装而成，适合分析游戏如何把历史知识、算法模拟、玩家社群、商业平台和文化想象编织成社会技术网络。简言之，媒介间性解释“故事如何在媒介之间生成”，杂合体解释“对象如何在异质实践中被组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