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人文 · 2026年5月4日

拉图尔《我们从未现代过:对称性人类学论集》笔记(1)

最初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拉图尔对现代制度的那个基本悖论的描述:现代人一方面通过 “纯化” 把自然、社会、话语等领域分开,另一方面又在实际实践中通过 “转译” 不断制造自然-社会-技术-政治的杂合体。

最初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拉图尔对现代制度的那个基本悖论的描述:现代人一方面通过 “纯化” 把自然、社会、话语等领域分开,另一方面又在实际实践中通过 “转译” 不断制造自然-社会-技术-政治的杂合体

我的第一个疑问是:这个悖论实际会给现实带来什么问题吗?即使现实行动中的界限确实模糊,为什么我们在思考和分工时不能说“这是理工科负责的,这是文科负责的”?这种区分难道不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吗?

目前的理解是,拉图尔并不是反对分析性区分,而是反对把这种区分误认为世界本身的结构。区分可以是方法,却不应上升为本体论分离。比如气候变化、疫苗、病毒、AI这些对象,并不会天然地分成“自然事实”和“社会意义”两块。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科学、技术、制度、资本、法律、传播、公共信任交织而成的对象。现代制度的问题不在于做了分工,而在于一边不断制造跨界之物,一边坚持用分界之法来理解它们。

这进一步引出了一个更深的疑问:如果要接受拉图尔的批判,我们似乎必须先接受他的 “杂合体” 概念以及进一步的 “行动者网络” 理论。以书中的“空气泵”为例,传统解释(相对于“行动者网络”来说)会先假定“自然”和“社会”是两个既有领域,然后再问空气泵这样的对象是如何纳入这两个领域里的。拉图尔则认为,自然和社会不应被当作解释其他事物的两口“大缸”,也应当成为需要被解释的结果。围绕波义耳空气泵的实验,不只是一个自然事实被发现的过程,也不只是17世纪英国社会关系塑造科学接受方式的过程;它同时生成了新的自然、新的实验室、新的见证制度、新的社交方式、新的科学共同体,也改变了波义耳、霍布斯、皇家学会和“社会”本身。

在这里,我们需要理解 “传义者”“转义者” 的区分。若把空气泵看作“传义者”,它只是把自然规律揭示出来,或者把社会因素表达出来;它自身只是媒介,不改变内容。若把它看作“转义者”,它就不是单纯传递自然或社会,而是在传递过程中改变了所传递的东西。空气泵、实验室、玻璃罩、见证者、文本、争论、误差和修补,都参与了“真空”作为公共事实的生成。拉图尔“杂合体”的核心不在于我们从自然和社会两端出发,把二者缝合起来;而在于我们从中间的实践、装置、连接和转译出发,追踪这些实体如何共同生成“自然”与“社会”。

第一次阅读我还产生了一个疑问:既然气候变化、病毒、疫苗这些对象都是现代世界制造出来的大规模杂合体——如果现代社会确实比前现代社会制造出了更大规模、更复杂的杂合体,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“从未现代过”?

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个层次。在历史—经验意义上,我们当然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。工业革命、实验科学、全球贸易、民族国家、公共卫生、信息技术,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真实过程。现代社会相较于前现代社会,确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制造出铁路、电网、核电站、气候变化、疫苗体系、互联网平台、AI系统等巨型杂合体。因此,从历史事实看,我们无疑是现代的。

但拉图尔说“我们从未现代过”,针对的并不是这个层面,而是现代性的自我理解。现代人声称自己能够把自然与社会、事实与价值、科学与政治、人类与非人清楚地区分开来;但现实中,现代世界从未按照这种分离逻辑运行。它始终依赖转译、连接、混合和装配。因此,现代化越推进,越会暴露出现代性的自我神话:我们越现代化,就越制造出无法被现代二分法充分理解的杂合体。气候变化、病毒、疫苗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;但它们要求一种非现代的分析方式(所谓“我们从未现代过”)。

“非现代”也不应被理解为“前现代”或“反现代”。它不是回到传统社会,不是拒绝科学技术,也不是后现代式地把一切化约为话语和相对主义。它是一种反思姿态:承认我们实际一直生活在自然—社会—技术—政治的混合世界之中,只是现代制度一直要求我们否认这种混合。所谓“非现代”,不是时间上落后于现代,而是分析上拒绝接受现代性的纯化叙事。

紧接着的疑问是:如果现代化已经如此强烈地制造杂合体,为什么现代人没有自然发展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解方式?为什么相反,现代人发展出的是这种不断分割自然与社会的“现代制度”?

我目前对本书的理解是——现代制度并不是现代化失败的结果,而恰恰是现代化成功的条件之一。纯化让各个领域获得分工、效率和责任边界;转译则让实践中的连接不断扩张。科学家可以说自己只处理自然事实,政治家可以说自己只处理社会利益,工程师可以说自己只解决技术问题,伦理学家和人文学者则在事后讨论价值与意义。这样的分工极大提高了行动效率,却也遮蔽了杂合体的真实生成过程。因此,现代制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相适应的杂合体理解方式,是因为现代化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对杂合体的遮蔽。只有当杂合体的规模大到无法再被旧分工消化时,它们才会反过来逼迫我们改变理解框架。

最后的问题则落在拉图尔自己的理论选择上:即使我们承认现代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解方式,为什么这个理解方式必须是“网络”或“杂合体”?为什么不能是系统论、历史唯物主义、现象学、制度分析或其他理论路径?这里或许需要承认,拉图尔的“网络/杂合体”也许不是唯一可能的非现代解释方式……待续……